日常生活史中的手艺人、小贩和商人

手艺人的表演:今天何处寻?

近几年来,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提倡工匠精神。中国的手工业者是传统社会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中有的身怀绝技,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留下宝贵的遗产。即使是普通的工匠也有他们的历史与特征。

工匠中有相当大的比例从事丝织业。中国的家庭手工业虽然规模小,但从宋元时代开始就变得十分普遍。范成大在《夏日田园杂兴》中写道:“小妇连宵上绢机,大耆催稅急于飞。今年幸甚蚕桑熟,留得黄丝织夏衣。”

手艺娴熟的丝织工匠,也可以受雇于人。元末时期的杭州,有不少丝织工场,这些工场雇用丝织工匠,工匠每天有工资,家人全靠他们的工资养活。在不同的工场之间,有以较高工资争取优秀工匠的情形。

晚清民国时期,纺织是成都的“大工业”,在我们所了解的石羊场杜家的故事中,杜二嫂就是凭着将丝织成绸出售,从而使家庭富裕起来的。织绸的机器巨大,有一间大屋那么长,由于高过屋梁,所以得在地上挖一个一人深的坑来放置。不过此时的生产工具还是很简陋的,需要大量的人工协助不同环节的劳作,其中上机织绸这个环节是最复杂的,织绸师傅手脚并用都忙不过来。

丝织品的制作工艺各有不同,技艺的保护和传承也相当重要。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就记录了亳州出产的一种轻纱,当地只有两家人拥有这种技艺,为了保护这种技艺不被外人习得,这两家人世世代代通婚,就是为了共守两家技术的秘密。

除了丝织业的技术比较成熟,制陶业也是匠人比较多的行业。

南宋晚期的景德镇制陶工场,已经分化出许多不同的工种,内部分工较为细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蒋祈在《陶记》中记载,有人负责制陶的形制,有人负责制陶的材料选择,还有人负责陶器上的花纹,秩序井然,分工合作。

在制陶手艺人的不同工作中,烧火窑匠最为辛苦,而且仰赖纯熟的经验和技艺。因为在烧窑的过程中,火候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瓷器成品的色泽是否理想。整个烧制的过程需要昼夜观察,添柴不能间断,如果因为太过困倦忘记添柴,瓷器甚至有碎裂的危险。

清朝时期,在资质最好的官窑中,每个窑有两名烧火匠,每夜厂官会亲临窑边巡查,可见这个瓷器制作的最后环节是多么重要。开窑之后,如果器皿完美,工匠会得到厚赏,但如果质量不堪,则要根据质量不堪的程度来惩戒。

在成体系的手工业中,造纸业的工匠所掌握的技术也是非常发达的。

20世纪20年代对四川造纸业的调查报告将造纸业奉为“四川伟大的手工业之一”。

造纸业涉及许多人的生计,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国的政府认为纸张对国家管理、考试和教育体系、大众启蒙具有核心作用。同时,造纸是一项复杂、有精细劳动分工的高技能工艺。造纸匠人要经过72道“手脚”,造纸业的核心技艺流程表中列出来20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又囊括若干小的步骤。

我们可以粗略地把造纸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依据季节变化将竹子和其他纤维物做成料子。这是一项季节性工作,需要经验丰富的伐竹工人来完成,因为头年、二年、三年的竹子每年都要砍掉固定的一部分,才能确保它们来年继续再生。

其次,将这些料子做成纸浆,再将纸浆变成纸。这是一个全年都可以进行的工序,对工匠的技术要求也极高。就拿抄纸匠来说,他要在水槽中拖拽纸帘,单是将潮湿的纸张一张张分离,就需要高超的技术才能识别纸浆何时可以分离成纸。一个技术娴熟的抄纸匠一天下来,可以抄出数百张纸。

这种对技术有超高要求的手工业,工匠一般都是从父辈那里学习技艺,鲜有正规的教学。他们在小的时候是半玩半学,真正认真学习是从十五六岁开始。技术的真正习得需要多年的练习和浸润,需要极大的耐力。

如果家里不从事造纸业的小男孩要学习造纸技术,他的父亲要与经验丰富的抄纸匠接洽,以酒肉款待,希望他能收自己的孩子为徒。如果抄纸匠应允,孩子按规矩先在蔡伦的神位前磕头,因为蔡伦是造纸行业的祖师爷,然后再给师父磕头,行拜师礼。

学徒有三年期限,期满时,徒弟送师傅全套衣服,以此换得一整套工具。徒弟终身听从师父的教诲;即使出师了,如果徒弟对师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师父可以拿走纸帘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使他没办法继续抄纸。如果徒弟擅自拿走这个工具,师父可以责打他,他还不能顶嘴。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技能娴熟的抄纸匠的工资是非常可观的,一个抄纸匠每天可以挣到五到十斤粮食,足够维持四口之家的生活。

还有许多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型生产作坊。

在传统的城市社区里,大多数居民都属于下层阶级,对他们来说,买新的日用品价钱不菲,这些修理旧物的手艺人对他们便特别重要。这些工匠几乎能修理任何东西:棉絮、瓷碗、铁锅、木桶、凉席、雨伞等等。

与小贩一样,他们也有招徕顾客的各种响器。例如,补瓷器和修米缸的手艺人带着由五块黄铜片组成的工具,这种工具叫作“金圭”,发出的声音很远都能听到。

这些专门修补日常用品的手艺人一般都拥有娴熟的技艺,例如弹棉花的匠人可以将陈年的灰色旧棉絮弹得又软又白;而经过铆匠修补的破碗,如果不从下面看,很难发现它曾经破裂过。

绝大多数的日常用品都可以经过手艺人制作出来,有了破损之后,可以修补之后再次利用。那些漆匠、篾匠、铁匠、磨刀匠、锡匠等手艺人的工作,也形成了一种街头“表演”。在他们工作的时候,总有人在一边围观。

中国传统手工艺行业中的纺织、制陶、造纸等手工匠人,他们的手工技艺不但与传统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相关,还创造了独特的制作工艺流程,使得这些手工艺技术日臻完善。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各种与家庭生活紧密相关的手工匠的存在不仅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也形成了传统城市中独特的手工艺文化,为城市带来了活力。

日常生活史中的手艺人、小贩和商人-1

说书,图片引自李弘《京华遗韵》

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演奏了城市生活的交响乐

小商小贩是从事商业贸易的人群之一。1906年,美国传教士韦尔估计成都街头大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销售食物、日用品和装饰三大类商品。小贩们的资金很少,利润也有限,但是他们的生意可以迅速得到回报。他们不仅有应季的商品,而且可以根据买主的需要采买物品。老年人和不能做繁重劳动的妇女,往往以此为生。

小商小贩招揽生意的方式,让城市生活充满活力。

每天清晨,各种小商贩便登上了他们的舞台——街头,继而在都市生活的交响乐中,开始了他们一天的“表演”。小贩们的叫卖声是成都“城市之音”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种小买卖都有其独特的叫卖方式。铜锣和铃铛是最常用、最能吸引人注意的工具,当它们发出声音时,居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便会知道哪种小贩到了。

小贩们带着货箱,大声吆喝,吸引买主来看他们的玉器、针头线脑、蚊香和其他日用品。即使是类似的商品,小贩们也可以用不同的鼓声来加以区别:卖菜籽油的小贩敲一面半月形的锣,卖芝麻油的小贩摇晃拨浪鼓,卖豆腐的小贩敲一个一尺多长的空竹筒。卖甜食、玩具和其他玩意儿的小贩,最受孩子们的欢迎。他们敲击一面直径大约为20厘米的黄铜锣,宣布自己的到来。那些经营刺绣和瓷器的小贩,使用的是直径比黄铜锣更小一点的鼓。

居民们能迅速辨认出不同小贩和手艺人的叫卖声。我们可以从一首竹枝词里体会到:“门外忽来卖货郎,连铃鼓动响叮当。婢供驱使娘弹压,挑拣全凭女主张。”

小贩的货物和摊点都是城市生活的生动展示。

商贩们从早到晚在街头来回游走,成为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食品小贩到处摆摊设点——街角、人行道、寺庙或茶馆外,这些公共空地都是他们支起货摊做买卖的好地方。以美食闻名的成都,尤其是芳香可口的小吃,吸引着众多食客。清末,外国旅行者把卖小吃的摊点叫作“街头厨房”或“流动饭馆”。

那些街头食摊每天营业的时间很长,通常是从黎明到午夜,设备也很简单。普通人特别是体力劳动者,是食品小贩的主要顾客。路口有很多饮食摊为路人和苦力供应早餐,到这里吃东西的主要是轿夫、人力车夫和搬运工。在开始一天漫长而艰苦的劳作之前,他们需要一些暖身的食物。

20世纪40年代的《华西晚报》上经常出现“蓉市夜景”的漫画,里面描画各种各样的小贩,有卖木拖鞋、卖衣架子的,有卖蚊香的,更多的是卖各种吃食的:卖抄手和小面的、卖肥肠粉的,还有卖豆浆、烧鸭子的。这些食摊的设备都很简单,有的街头摊点摆放几张桌子和几条长板凳,但大多数顾客只能站着或者蹲着吃,人们并不以为不方便。

还有一些小商贩是地方特有的。例如只有在四川才能看到“装水烟”的。他们通常在茶铺、烟馆、酒店、戏院和集市上做生意,如果有顾客要吸烟,他们就把黄铜水烟壶和烟丝递上。

与水烟小贩一样,“烘笼”也是地方物质文化的一种。由于成都的燃料昂贵,所以成都平原的居民除了做饭从不生火,以节约燃料。在冬天,一些小贩出售暖手暖脚的烘笼。

烘笼是手工编制的竹器,里面是由土陶罐做成的小炭炉,炭炉里装有木炭或木渣,生着微火,以供取暖。暖手的“烘笼”是用手捂着,但是暖脚的篮子却是放在长袍下面。远远望去,用这些东西的人就像怀着孩子的女人挺着一个大肚子。这些东西简单又便宜,甚至最穷的人也买得起。

小商贩要有机灵的头脑寻找商机。

小商贩做的都是小本生意,为了确保生意顺利,他们不仅要勤劳,对商机也要有敏锐的反应。

传教士徐维理描绘过小商贩利用各种机会赚钱的情形。例如成都遭受水灾之后,洪水刚退,卖面条和豆腐的小贩就来了。即使战争也不能让小贩停下手中的生意。1917年,成都街头的巷战尚未完全停息,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兜售食物和货物了,而此时街上的商铺还没有开张营业。

晚清民国时期,成都的茶馆非常普遍,生意也好。这里不仅人多,人们在此逗留的时间也长,于是许多小商贩利用茶馆的“人流量”做生意。茶馆中最多的是卖香烟和卷烟的小贩,其次是卖糖果的,也有人卖报纸。

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一些小贩还练就了“绝技”。他们喜欢卖弄自己的技术,也为顾客提供了娱乐。例如,一个卖炒瓜子的姑娘很受顾客欢迎,因为她可以一把抓出顾客要求的瓜子数量。

虽然有茶馆的顾客抱怨小贩的吵闹,但事实上,许多小商小贩,像肉贩、卖小吃和蔬菜的小贩等,可以让顾客在饿了的时候随时有东西吃,用不着离开茶馆去填饱肚子。所以小贩与茶馆的关系很密切,符合互利的原则,既给茶客提供了方便,也促进了各自的生意。

20世纪初,政府也开始了对小贩的管理。

虽然大多数小贩都努力挣“诚实钱”,一些小商贩的行为还是引起了地方精英和政府的“反感”。

例如,有一些小贩雇人假装买货以诱骗顾客。特别是卖糖果和食物的,用诸如掷色子或抽奖的游戏来引诱过路人。这些做法被认为有欺骗性,于是地方精英们想方设法予以禁止。

20世纪之前的成都,地方官员并不直接控制市场。但在20世纪初警察设立以后,小贩在公共空间逐步受到限制。例如在1932年,政府在公园禁止乞丐和小贩,理由是他们在公园的茶馆里妨碍卫生,影响公共秩序。这个禁令不仅给顾客造成了不便,因为他们需要小贩提供各种小吃、玩具等物品,而且也直接让许多小商贩失去了生计。

后面虽然经过茶馆和公园的请愿,政府妥协,将中山公园的小贩限制在90人,但1937年,政府发起新生活运动,以需维持公共秩序为由,不再为小贩提供入园证,许多小贩的生计受到影响。

小商小贩在街头、公园、市场等公共空间的活动,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与顾客的关系,以及他们独特的吆喝声和话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数平民以此为生,同时给城市带来了活力。我们可以想象,在传统中国城市,如果限制了他们的商业活动,多少人将失去生计?而如果城市中没有了小商小贩,日常生活将会变得多么不方便,城市景观将变得多么枯燥乏味?

日常生活史中的手艺人、小贩和商人-2

货郎图

坐商和行商:商业文化丰富了城市景观

商业贸易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直到唐宋时期才日渐繁盛,市场不断扩大,贸易越来越兴旺。

尤其是南宋的杭州,有多重贸易通道:有国家控制的贸易,有大规模的内河和海上贸易,还有奢侈品贸易以及供应城市主要消费品的贸易。

内河贸易使长江两岸兴起了一些大市镇,这些大市镇后来又发展成为大城市。整个帝国的物产,从珠江流域、汉水流域到长江流域,均由商人们运输和经销。

海外贸易也空前重要,9世纪时有广州这个大港。到了南宋,泉州和福州成为新的重要港口,除了中国商人,这里还有大量的叙利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等等。

到了明清时期,商业兴盛,长途贩运兴起,小商小贩在短途商品流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长途贩运中,徽商、晋商、粤商、闽商、浙商等都是重要的角色。

在商业发展中,商人还发展出独特的文化。清代汉口的徽商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群体。徽商虽然擅长做生意,但更推崇文化。徽州人认为,自从朱熹出现以来,徽州文风日盛,于是发家致富的徽商更加推崇朱熹,朱子学说成为徽州商业文化的象征。因朱熹又被称为紫阳先生,许多地方出现了徽商建立的“紫阳书院”。

不仅如此,徽商还在紫阳书院中祭祀朱子。在异乡,朱熹成为徽州商帮的精神支柱。紫阳书院的建筑风格也沿用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风格,在商业城市中独树一帜。

随着商业发展,传统的“士农工商”秩序也有改变。许多商人想尽一切办法使其子弟受到良好的教育,通过科举使家族的社会地位上升。在商人辈出的徽州和山西,商人的经济地位大大上升,即使是严格的科考制度,在此时也对商人阶层有所松动。

例如为盐商子弟设立商籍,使盐商子弟不必回原籍应考,并且为他们保留录取名额。明代只有山西商人得以享受这种优待,到了清代,商籍之法得到推广,徽州商人也被授予了这种特权。

不仅商人子弟进入仕途变得容易,商人也可以通过捐纳的方式取得官位,这些官位起先只是一个虚衔,后来可以进一步捐得实缺,例如广东十三行的商人大都拥有官衔。

西方力量的到来,刺激了近代中国新兴工商阶层的崛起。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著名的十三行就是专门与“洋人”做生意的机构。因为垄断了对外贸易,十三行商人曾是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

沟通外国商人和中国市场的买办,是晚清新兴的一类商人。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广东十三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买办商人兴起。买办商人源起于鸦片战争以前广东十三行的雇员,专代洋商买办食物、料理薪水等琐事,以后功能扩大,成为洋商所雇用的掮客、经理人或承包人,并且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而扩展到各地,取代了十三行的地位。

外商不了解中国的市场情况和语言风俗,必须借助买办的力量才能拓展商务。买办一方面为外国人做事,为外国产品在中国拓销助力;另一方面也有人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许多西方经商的经验,积累了许多财富,此后成为独立的企业家,甚至成为中国工业化的先锋。

譬如中国第一家航运公司轮船招商局的成立,就是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买办的功劳。他们采用西方的办法经营,推出股份制,并且发行股票,同时与强大的西方轮船公司竞争。轮船招商局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航运公司。

传统的士绅阶层也开始公开经营近代企业,出现了所谓商绅阶层。

明清以来,士绅和商人已逐渐有合流的趋势,我们前面讲到汉口商人组织了诗社并且出版了诗集,就是一种表现。士绅化名或幕后经商者很多,而且到清代晚期,纳捐制度的盛行也使商人能够用金钱买得功名。

西方商业实力的强烈冲击使得朝野开始重视商业,社会对于商人的评价开始上升,追求商业利益成为正当行为。于是士绅或为了理想,或为了利益,公开投身于商业的大有人在,其中最有名的是号称“北周南张”的周学熙和张謇。周学熙中过举人,做过道台,创办了开滦煤矿公司、启新洋灰公司等许多企业。张謇更是中过状元,还创办了纱厂以及盐垦公司。

文人办企业,如果说有什么特点,那就是他们信奉“实业救国”,非常重视现代职业教育。周学熙为了学习近代工业,曾到日本考察,并且在归国后创办北洋工艺学堂;而张謇开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

绅商合流成为当时的趋势,商人的子弟在接受新式的中学、大学教育之后,有许多继续投身于商业,成为民国初年商人的一大特色。这和从前商人子弟大多向往官宦之途已经大不相同。

20世纪初,新商业文化开始在中国形成。

在西方影响下,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商业劝工会和博览会。

1906年,成都举办了第一次商业劝工会。这次劝工会仿效外国博览会,按区域陈列摆放商品,其中还有休息和娱乐区。这些展品不仅要参与评比,根据评比结果颁发奖项,而且出售,销售金额颇具规模。

此后现代商城的雏形也开始出现,推动了新兴商业文化的萌芽。例如成都商业场,这里的所有商品都被要求明码标价,以减少价格欺诈,这在成都是前所未有的。商业场吸引了全省各地来的买卖人和消费者,商业日趋繁荣。

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商业文化。1909年,由改良人士周善培主持的四川劝业道发布公告,其中包括若干项改善顾客服务的规定,如热诚待客、清验存货、引导顾客货比三家等。公告要求店主不能回绝顾客开价,要礼貌地同顾客磋商,同时也要求他们更有耐心地对待顾客,甚至端茶上烟,这样才可以和气生财。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经济势力在华的扩张催生出新的商人集团,新式商业兴起也促进了新商业文化的发展。

日常生活史中的手艺人、小贩和商人-3

(本文摘自王笛著《碌碌有为:微观历史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

给TA打赏
共{{data.count}}人
人已打赏
读书资讯

从中原到江南:解密南宋六陵

2023-1-7 22:35:49

读书资讯

先婚后爱的现代言情小说 推荐5本豪门先婚后爱文

2023-1-8 23:38:51

0 条回复 A文章作者 M管理员
    暂无讨论,说说你的看法吧
个人中心
购物车
优惠劵
今日签到
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