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皇权易位，不乏倒行逆取者，但是没有一位像明成祖朱棣背负了那么多、那么久的骂名。唐太宗逼父杀兄，夺得天下，很少被人提起，至多也是一笔带过，反倒以盛世明君标榜青史。《明史·成祖本纪》在对明成祖做了一番赞许之后，便一笔抹黑了：“然而革除之际，倒行逆施，惭德亦曷可掩哉！” 为什么这位还算有所作为的皇帝，落得如此不堪的评价？这要看他夺了谁的位，杀了什么人。
被他篡位的建文帝朱允炆，号称仁慈君主，这样的人或这样的符号是不能反的。建文帝执政短短四年，即使奋发有为，也没能有多少施展，况且四年时间主要精力都用到了平定叛乱上。因此，与其说人们怀念建文君，不如说是人们对明太祖的高压统治恐惧思变，而燕王朱棣以“恢复祖宗旧制”为号召，打破了人们的期待。一些读书人对建文君的忠节，其实是表达对洪武政治的批判，所谓“四载宽政解严霜” ，人们不希望再回到类似洪武时期的统治，不希望推翻建文君的“宽政”。当然，朱棣的恢复祖宗旧制的旗号只是一种政治操作。一个打破礼法的不安分的人，怎么可能会被旧制所约束。但那是他夺位以后的事了，一时间，人们无法预料他将会如何执政，将会成为一位怎样的皇帝，所以只能拒斥。
明成祖朱棣
夺权往往是要杀人甚至要血流成河的。但有的人杀不得，僧道衍姚广孝在燕王朱棣起兵时，对他有所劝告，不是劝他不杀人，而是告诉他一个人不能杀，杀了，读书种子就绝了。这人就是被士大夫奉为楷模的方孝孺。杀了读书人的楷模，读书人不会真的就绝了，但对于朱棣的骂名就会永远不绝了。
然而，尽管有战乱和杀戮，从建文到永乐的易位，在社会生活层面大体上是波澜不惊的。永乐年间继承了洪武年间发展生产、管理社会的制度，基本没有变动。老百姓只是要过日子，只要不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谁做皇帝都是一样的。况且，争来夺去，还不是朱家的天下。正如朱棣在方孝孺的斥责和质问下无言以对时所说：“此朕自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 大明是朱家的天下，由谁做皇帝，外人就不要太操心了。
但是，同样是这些读书人，反对篡位是基于法礼，对于最终夺得了权位的人，仍然会有一套法理的述说。这是当政者的需要，也是读书人的需要，如此，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跟着朱棣干了。
朱棣破坏礼法，悍然造反夺位，于公德有亏。千年之后终难逃“乱臣贼子”的骂名。尽管他即位后钳制人口，毁灭史籍，甚至伪造历史，依然无济于事。朱棣为镇压政治反对派，对于抗命者采用断舌、磔刑、油烹，“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瓜蔓抄”等手段，已属骇人听闻；他迫令所谓奸臣妻女“转营奸宿”，“纵教坊子弟群乱其妻”，下令人死后“着狗吃了”，其丑恶残暴更是亘古未闻，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恶棍！
然而，评价历史人物常常是不论私德的，特别是对于大人物；公德、私德都是给小人物设置的。多少占据大位的帝王将相，私德不堪，史书却忽略不计。
朱棣是胜利者，自然有塑造自我形象的机会，不论在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要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明君、英主。他执政二十二年，可谓宵衣旰食，殚精竭虑，运筹于殿廷，鏖战于疆场，无一刻以自逸。《明史·成祖本纪》赞其“即位以后，躬行节俭，水旱朝告夕振，无有壅蔽。知人善任，表里洞达，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余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峻烈，卓乎盛矣。“是大致不错的。
明成祖朱棣堪称是一位大有作为的雄主，不用说在明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朱棣长谋远略，其为政、勤政，有符于太祖。
他关注民生，期望致民小康，即位之初，曾说：“朕即位未久，常恐民有失所，每宫中秉烛夜坐，披阅州郡图籍，静思熟记，何郡近罹饥荒，当加优恤，何郡地迫边鄙，当置守备，旦则出与群臣计议行之。近河南数处蝗早，朕用不宁，故遣使省视，不绝於道。如得斯民小康，朕之愿也。”他遵行洪武时期的做法，民间发生水旱灾荒，地方官不得隐瞒不报；民间有饥馑，地方官开仓赈济无须请示批准。这几乎等于明朝的“家法”，后世均不得违背。
朱棣勤于政事，有记载说，永乐初，他每天“四鼓以兴，衣冠静坐”，“思四方之事，缓急之宜”。上午有早朝，下午有晚朝。外朝处事完毕，还要处理宫中之事。“闲暇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诚虑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可须臾怠惰!一怠惰即百废弛矣。” 有人建议他务简默，他回答说：“人君固贵简默，然天下之大，民之休戚，事之利害，必广询博闻然後得之。”
朱棣也像太祖一样，自奉俭约，不事纷华。他曾说：“内府所贮，皆天财，待赏有功，虽朕不敢妄费。” 永乐十二年，一次百官奏事毕，朱棣退朝坐在右顺门，所服里衣袖敝垢，纳而复出。侍臣有人称赞他的贤德。他说：“朕虽日十易新衣未尝无，但自念当惜福。故每澣濯更进。”这一点乃得自其父朱元璋真传。他说：“昔皇妣躬补缉故衣，皇考见而喜曰，皇后富贵勤俭如此，正可为子孙法。故朕常守先训不忘。”
朱棣用人，颇有知人之明。而且一旦任用，就放心依赖。所以永乐朝官员多久任者。他对吏部尚书蹇义说：“铨选之职，但当据理，不当任情。理以是非为准，情以从违为工。” 要依据是非对错决定用人员的去取，不能以听不听话决定人员的选用。他又说：“用人用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使牧民，有才者不必皆君子，有德定不为小人。慎之。” 对于有才但有缺点的人，也不妨任用。他还认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展现才能，取决于“人主”对他如何使用，他说：“叔孙通在秦则伪，在汉则诚；裴矩在隋则佞，在唐则忠，非两人也。” 同一个人，为不同人所使用，表现就不一样。对于曾经的建文朝旧臣，只要能够归诚，朱棣也不拒绝任用。
此外，朱棣为政，主张从大处着眼，说：“治贵得大体” ，不拘琐碎细故；认为“君臣贵相与以诚，谀佞非治世之风”； 他不相信异兆祥瑞，说“彼物之异，常理有之”，算不得祥瑞，“海宇清明，生民乐业，此国家之瑞” ，又认为“国之兴废，必在德，不专在数也” ，“人苟有德可传，何必百岁之寿” 。他重视学问，亲近学人，认为“虽生知之圣，亦资学问” 等等，这些记载虽然不无史臣之阿谀，官书之溢美，但作为一代君主能有这样的认识，也是很可贵的。
朱棣对政治反对派表现出了残暴的一面，但在司法上，他也有慎刑的一面。永乐二年（1404）二月，刑部处理强盗一案，认为人犯该当死罪，但其中有两人年十五岁以下，被朱棣下令免死，处以“投入习匠，输作终身”。刑科给事中认为朱棣处理不当，上书争辩，说：“彼虽年幼，既能行劫，亦当被刑，不宜免死。”朱棣说：“童稚未成人者，本无知觉，向非成人者诱之，岂能自为盗耶？朕特推此情矜之耳。岂有屈法滥恩？”又说：“古耆悼不加刑。二儿去悼之岁皆不远，况试其力皆不能胜二斗粟。果有秦舞阳、童区寄之能，可曲贷乎？” 永乐六年十一月丁巳，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上奏说，“大辟囚三百余人，已复讯皆实，请处决。”朱棣命令行人持节谕之：“有冤抑，许自陈。”又召五府六部六科官谕之，说：“三百余人，未必人人皆得其实情。有一不实则死者衔冤。尔等更从容审之。一日不尽则二日、三日，便十日亦何害？必使其无冤。大抵人之实情难得。有言语便捷，辄驾虚词掩实情者；有讷于言虽怀实情而口不能发者。须详细以听，亦不可以刑迫之。”他举例论述以刑迫供之弊，说“今三百余人，宁无一二冤抑？尔等其详审之。”结果，二十余人辨冤，得以释放。
一个对政治反对派滥刑，对后宫女子残忍屠戮的人，能说出这样的话，听起来几乎等于天方夜谭。这说明朱棣人格的分裂，理智和感情的分裂。然而，朱棣尽管没能以理智约束自己，作为皇帝，他的这些训示对于法司的执法，还是会有影响的。
朱棣的所作所为，是功是过，何成何败，自应给予应有之评价。但他把摊子铺得太大，求功的步伐太急，永乐二十余年间，驱天下百姓于无休止的征战徭役之中，虽号称功加汉唐，而当时百姓实未得其惠，欲“斯民小康”，其可得欤!
这里有一个令政治家和史学家都困惑不已的难题。当政者雄心的边界在哪里？除了为实力所限之外，建立大功大业与百姓眼前利益如何权衡？长远战略与短期功利如何权衡？执政者需要思考如何行动，史学家则需要思考什么为功，什么为过。当人们歌颂所谓功加汉唐的时候，小民的利益置于视野了吗？反之如果不思进取，庸碌无为，民力可能会节省，小民就可以得到更多利益吗？也许，继永乐之后的仁宣之治更值得称许，仁宣对永乐之政做了很多收缩和调整，史称其时“仓廪充实，闾阎乐业，岁不能灾”，“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 然而，他们能够如此，不正是因为永乐时期的开拓进取为他们打下了基础吗？
然则，以史家之观察，明成祖朱棣自有其历史地位。明人焦竑说：“高皇帝翦除凶残，鸿业未固，必须大圣人继起，乃能定之。汉唐宋统一天下，皆有太宗，乃克永世。”王世贞说：“太祖之后而功者，孰不知成祖乎?” 明太祖创建了明朝。明朝的事业要延续、要发展，其后继者有责焉。建文帝执政是一个模式，明成祖执政是另一个模式，毕竟朱棣走到了最后，他以进取作守护，以发展作继承，在明朝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巩固了太祖朱元璋的事业，并且把它大大向前推进了。明朝国祚可以延续二百七十余年之久，与明成祖朱棣的开拓进取大有关系，这一点，明朝人已经看清楚了。当然，明朝人所看重的是朱姓皇朝的长治久安。对我们说来，即便是由于明成祖的功业而延长了国祚，也不一定是就要给予他肯定评价的理由。皇帝姓朱还是姓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他给人民带来什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
最后，我还要重述这样一段话：放眼看去，中国历史上似有一带规律性的现象。每当一个新兴皇朝建立，完成了统一事业，它同时带有的缺陷又注定了它不能维持长久。继之而起者，必须把前朝所开创的制度完善起来，把它的缺陷克服掉。这时，便出现了一兴盛的，较为持久的新皇朝。试看，秦经百战统一天下，而失于役繁政苛。汉起而代之，承秦制，而以黄老无为之治得安天下。隋继战乱而兴，而失于贪功侈大。唐承隋制以“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而纠正之，于是出现了所谓“贞观之治”。后周经过改革，已初具一统气象，但因未能削除武臣擅权而失败。宋继之，翦除藩镇，强干弱枝，从而完成了相对的统一，建国达三百余年之久。朱元璋建立明朝，其制度可算完备，但分封过侈，却引发了内乱。朱棣登位，削弱诸藩势力，推进文官制度，控制四夷，使明祚延至二百余年。这样纵观下来，朱棣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更清楚了呢？朱棣虽非开国之主，但也并非守成之君。对于明朝，他承袭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加以调整，把它置于更巩固的地位，虽无开创之功，却走了必要的一步。当然，这一步朱允炆或许也要走，但他没来得及施展长计，而朱棣夺得了一展身手的机会，以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也从而以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经过朱棣，中国的疆域民族版图大体确定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了，奠定了明清两朝的整体格局 。
我40余年前开始研究朱棣。那时年轻气盛，对朱棣批评较多。近年更多地肯定了朱棣的历史贡献。人无完人，对任何人都不能苛求，何况是古人，然而我们不希望那些影响人民命运的人是完人或者接近完人吗？我们不能看到某个人的所谓功绩卓著，对他的评价就可以不拘“小节”；我们也不希望某个人为了建立功业，就可以让百姓为他忍受痛苦和付出牺牲。我想，后世应该了解历史，但似乎更应该了解历史上那些伟大人物的缺点和不足。明乎此，庶几谓我对朱棣不为苛求。
本文系毛佩琦教授为新版《明成祖史论》（毛佩琦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5月）撰写的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