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的定义一言难尽，因为它在不同文化和历史的语境里有着不同的含义和命运。在中国文化中，经典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经”的概念出现在春秋战国诸子文献中，如《管子》有《经言》，《墨子》有《经上》《经下》等；“经典”并称或许更晚，见诸《汉书·孙宝传》。但早于“经典”二字且在中国文献文化中更有影响的观念，应是孔子提出的“文献”。《论语·八佾》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何晏《集解》引郑玄注曰：“献，犹贤也。”刘宝楠《正义》曰：“文谓典策，献谓秉礼之贤士。”皆以礼乐典籍与履践礼乐的人来解释“文献”二字。卓越的个人是文献的解释者与实践者，因而也是文化的承担者：这可谓是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上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文化自觉意识。战国晚期的荀子发展了儒家的文化观念，《荀子·儒效》曰：“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圣人、大道和经典构成了文化的三个向度，而道的实现和经典的意义都归结于“人”的阐释与实践，经典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人类文化实践的工具，故《荀子·劝学》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人们通过创造和解释经典来开展文化实践的意识，就是一种文化自觉。
孔子教学图
中国早期经典的文本生成及其经典化过程跨越两周至两汉的漫长时期，我们采用“早期经典”这个概念而不用朝代名称来标识，是因为这个时代的经典文化传统并不能简单地被朝代中断，它始终贯穿政治文化的主轴，随着对宇宙秩序与人类历史的突破性思考而不断发展。
任何经典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客观条件，它首先是思想与知识的物质载体——“文本”。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章太炎特别强调形质意义上的“文”。他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国故论衡·文学总略》）在他看来，“文学”的基本形质就是书写了文字的文本。他从书写文化出发，将“文学”文本化、历史化，旨在消除传统的文学定义和经典信仰，体现出现代学术中历史意识的自觉。但是，将经典还原为文本仅仅是历史意识的起点而非终结。我们不仅要将经典的物质承载和文本内容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还要将经典的文本生产过程、经典的阅读、解释、接受与实践，以及有关经典的观念意识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
不同的经典承载着不同的思想和知识，但文献文化史的研究更加关注它们的文化共性——“经典性”。意义丰富的经典世界由语言文字营造，经历了不断言说、书写和阐释的过程。借用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的解释学观点，文本“是由书写而确定的话语”；或者说，“话语”按照一定的结构、类型组织成的“作品”，即“话语的封闭序列”就是“文本”。“文本”从口头场景中解放出来，与“话语”及其“语境”之间产生了“间距”，从而“去语境化”，超越了作者，具备了自主性，“产生了一个文本的准世界”，因而具备在新的环境中“重构语境”，展示意义的可能性（《解释学与人文科学》）。据此，“经典性”首先取决于“准世界”的丰富性。只有从文献文化的角度来观察经典构成的“准世界”，我们才能更多地以经典的文本作为客体，考察其功能，并且规范我们的解释。
“经典性”是“经典化”的产物。如加达默尔（Gadamer H. G.）所言，经典具有“无时间性”，其意义能够超越时空；但“无时间性”“仍是历史存在的一种方式”，其对历史距离的克服是在“经常不断的中介中”实现的（《真理与方法》）。也就是说，经典的超越性不是天赋的，而是人类文化实践的成果。在中国古代的观念中，“经典”承载的思想内容是“百代常行之道”和“常法”，故“可以为常”。训诂学中“典”与“经”、“常”、“法”等同义，“常行之道”不仅存在于文本和文字当中，还存在于读者和解释者的经典意识和解释行为，即经典化的实践当中。清儒章学诚曾倡言“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教上》），成为使经学历史化的现代学术先声，但近人吕思勉反问曰：“自古相传之书多矣，何以儒家独尊此六种邪？”答案就是，六经经孔子删修后，具有了“孔子所寓之义”（《文史通义评》），也就是说，六经地位的成立是阐释的结果。它们得以摆脱政治礼法文本或历史档案的身份，被确立为经典，最重要的因素是被人们阐释出来的义理，而不是形质意义上的文本。我们可以像章学诚或章太炎那样，用历史性和客观性的态度消解人们对经典的权威崇拜，用理性重新确认经典的价值；但不能回避的是那些文本中的思想、意义，以及文本制作与存在的条件。经典的确立及其背后的阐释过程，同样是我们要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的问题。
“经典化”不是个体的任意行为，而是人类传递文化的机制性行为，是历史的、客观的过程。就中国的古书或早期文献而言，它们有的来自卜筮、政令、法典、史记、礼仪、诗歌，有的来自个人或群体的思想和言说，其中有的进入了后世经典化的过程，成为六经、诸子、歌诗与术数的经典，此外大量的则成为档案。尘封于地下者或许还有偶然面世而进入后人解释视野，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新经典的机会；毁于浩劫或湮没于红尘者则永远退出了人类的记忆。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经典化”在另一方面的重要机制，即成为经典的文本不是被动地接受或等待人们的挑选，而是因其原创性与丰富性而具有主动吸引和挑选继承者的能力，正如布鲁姆（Harold Bloom）所言，我们“不是选择前辈，而是为前辈所选”（《西方正典》）。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对人类经典与思想家出现的时代多有探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提出的“轴心时代”（《历史的起源与目标》）、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提出的“哲学突破”（《“知识分子”》）等学说影响至大。而关于古代文明中精神觉醒的思想发生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也有类似的表述。章太炎以中国、印度、希腊的学术均为“因仍旧贯”而“能自恢彉”者，进一步阐释了传统学术思想中的“诸子出于王官”之论（《国故论衡》）；此后胡适、吕思勉、闻一多等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提出了相关看法，可见中国现代学术史中有关早期思想的讨论一开始就以“轴心时代”为背景展开。而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学者，都认为中国在具有轴心文明特征的同时也具有连续性、温和性、世俗性、内在超越性等特殊精神（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学界还提出，中国有一个将宗教人文化的礼乐文明时代即“前轴心时代”（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这似乎也呼应了“诸子出于王官”之论：王官之学可以视为“前轴心时代”的标志，诸子之学可以视为“轴心时代”的标志。倘若以孔子作为诸子时代的起始，则春秋时期是两个时代的转变时期。
1971年山东嘉祥齐山出土东汉画像石《孔子见老子》拓片图版（选自邢千里《中国历代孔子图像演变》，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上述思想史的视域可以为我们讨论中国早期经典的发生和文化自觉提供历史和逻辑的起点。为了方便我们的观察，不妨将早期经典及其文化自觉的形成与演进过程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第一是孕育时代，大致相当于“前轴心时代”或王官时代。《汉书·儒林传》曰：“六艺者，王教之典籍。”章学诚系统地构想了古代学在王官的制度，认为“六艺非孔子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文史通义·原道》），这一判断已被现代学术研究印证与丰富。到春秋时期，人们已经面对极其丰富的古代礼乐政教档案。这些“前轴心时代”的档案文书及其书写制度、载体构成，作为后世经典文化资源被继承下来，其具备的政治思想与历史知识、其依附的政治与礼仪权威，皆是后人“经典化”的重要根据。所以，在考察“王官”时代或者“前轴心时代”的经典文化时，文本的书写制度和权威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文献文化现象。
第二是创生时代，即“轴心时代”或诸子时代。诸子文献的书写渊源于春秋时代的“君子”文化。一方面，诸子继承了礼乐文化中“君子”们对“简册”传统进行人文转化的精神，并创新了经典阐释方法：孔子及其儒家选取、修订和阐释古代的“王教典籍”，建构起以“六经”为核心的经典体系；其它诸子也引经据典，且形成经、说之类的口传或书写的文本，借助“前轴心时代”的书写制度与文本形式确立自己的思想地位。另一方面，诸子继承了礼乐文化中“君子”们的“言教”传统和通过“立言”追求“不朽”的文化自觉，而通过议论与叙事变革了言说和书写的形式，提高了个体的“立言”能力，作者与著书的观念也因此萌发，创造了一批自诩从“王官之学”中流出的经典。这一时期的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使早期经典的思想与书写过程更加清晰，极大更新、丰富了我们的文献文化史观念。
第三是权威化的时代，即经学时代。春秋战国分裂时代创生的新文化为中国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由道家和阴阳家创发的自然天道秩序、由儒家创发的历史文化统绪，都成为秦汉统一郡县制帝国的政治根据，“六经”文献体系与现实政治权威一道成为上述秩序和统绪的象征。围绕“六经”，统一帝国的政治确立了相应的经学制度，包括教育制度、选举制度、阐释和话语制度等，将“六经”视为包括天人之道，由圣贤承载并传授的意义体系，对“六经”的名义，甚至其中每部经典的主旨都做出体系性的解释，以此确立了经典的宇宙与历史的权威，使之神圣化，并且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对经典的体系做出相应的调适。总之，这种“奉天法古”、“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文化意识形态，成为统一时代经典文化和经典意识的主要特征。
第四是神秘化的时代，即纬学时代。经学时代的经典文化承载着政治理想，所以既要批判现实政治，又要服务于现实政治，如东汉王充《论衡·程材》所言，“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过于追求通经致用，而缺乏超越现实政治的文化意识，使得经典的文本和阐释高度政治化、世俗化和功利化，被不同的政治话语利用，甚至沦为政治巫术的工具，直至开启伪造经典的先河，向神秘化、神权化演变。这种变态的经典文化，集中体现为西汉后期至汉魏之际谶纬、秘经、道经等神秘经典的造作与兴起。这些经典的思想主旨，已非“常道”而是“神道”，即本质为天启或神授的神秘经典。尽管受到道德和理性的排斥以及正统政治的封禁，但秘经文本中孕育出来的神秘性和超越性开启了中古时期道教、方术经典和志怪小说的支脉。可以说，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经典内涵和文化精神发生了衰微和蜕变，它们必须在新的文化形式中寻求复兴的机会，而中国早期经典的时代也随之结束。
《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徐兴无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316页，70.00元
本文节选自《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丛书第二卷《早期经典的形成与文化自觉》，徐兴无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