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杀嫂”疑云

宋哲宗有两位皇后,分别是昭慈孟皇后和昭怀刘皇后,因各自立后时的年号,又称元祐皇后和元符皇后。昭怀刘皇后立于元符二年(1099)九月,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病逝,徽宗即位,册为元符皇后,崇宁二年(1103)二月,尊为皇太后,居崇恩宫,故称崇恩太后(以下称崇恩太后),政和三年(1113)二月九日,“后以不谨,无疾而崩”。

《宋史》及《宋会要辑稿》皆以崇恩太后寿及三十五岁,由此,崇恩太后约生于元丰元年(1078)。按照中国传统,哲宗死时虚岁仅二十二,她为哲宗生下一子二女,有臣僚言献愍太子茂“非后出”,“杀卓氏而夺之子”,(黄以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十九,中华书局2004年1月第1版,第689-690页)但无论如何,子女都在哲宗生前夭折,因此,崇恩太后年纪轻轻,便寡居深宫。

据《铁围山丛谈》,“崇宁间,九重一夕有偷儿入内中,由寝殿北,过后殿而西南,历诸嫔御阁又南,直崇恩太后宫而出。殆晓觉之,有司罔测。……‘是夕,仪鸾司独单和者逃。’……盖和善飞梯,为仪鸾司第一手,常经入禁闼供奉,颇知曲折”。(蔡條:《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9月第1版,第40页)蔡條是蔡京季子,最受钟爱,蔡京时为宰相,是处理该事件的当事人,所言当不谬,只是语多隐晦,但特意点出“崇恩太后宫”,言外之意,自不待言。联系下文蔡京与徽宗的对话,可谓确凿,和崇恩太后有染的,或许便是“仪鸾司第一手”单和,仪鸾司负责为宫殿供设幕帘幄帐,得以出入宫禁,冠以“偷儿”,显然出于讳饰之故。

崇恩太后与单和“不谨”事败露于崇宁年间(1102-1106),崇恩太后却死于政和三年(1113),正如蔡京所说,“宫禁比修造多,凡事失防护,宜有此等(即指“不谨”事),且古今自有故事,不足烦圣心忧闷”。(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以下简称《备要》,卷二十八,中华书局,2006年12月第一版,第707-708页;另见《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以下简称《拾补》,卷三十二,第1051页)可见,崇恩太后秽乱后宫,并不足以构成徽宗痛下杀手的主因。事实上,崇恩太后之死另有缘故,而“不谨”只是幌子,实质是崇恩太后的政治野心已经危及徽宗。

“上尝谓蔡京曰:‘朕前日大病,那个便有垂帘意。’那个者,谓后也。又曰:‘朕不得不关防,使人当殿门,与之剑。若非宣召,勿问何人,入门者便斩之。’至是,后以不谨,无疾而崩。”(《备要》,第707-708页)崇恩太后“有垂帘意”,危及徽宗皇权,才是导致她自缢的根本原因,从徽宗当时处置可以想见形势之紧张,及其对崇恩太后防禁之严。

一般认为,赵宋皇室有高血压和脑血管疾病遗传基因,徽宗祖父英宗和父亲神宗都死于脑血管疾病,虚岁分别为三十六岁、三十八岁,哥哥哲宗死于肺结核,虚岁二十四岁,徽宗晚年也有糖尿病及并发症。(史泠歌:《帝王的健康与政治: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因此,“大病”对于徽宗的触动想必极大,关键是“大病”发生在何时?

有关徽宗大病,《宋大诏令集》保留了一则《康复德音》,即徽宗病愈发布的诏书,日期署为“政和元年(1111)□月十一日”,(《宋大诏令集》:卷七,中华书局,1962年10月第一版,第28页)但月份脱漏,《全宋文》编校者考定为七月,(《全宋文》,卷三五七八,2006年8月第1版,第164册,第310页)应属实。

《宋史·徽宗本纪》,“(政和元年)七月壬申(十一日),以疾愈赦天下”。(卷二十,第386页)可见赦书与德音同一天发布,但赦书不存。据《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是日,商英初见,圣躬微兴,遂留为中太一宫使”。(《备要》,第699页)《拾补》将“是日”系为“大观四年(1110)二月辛未”,即二月二日。(《拾补》,第968页)另据《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以下简称《纪事本末》)引蔡條《国史补·道家者流》:“政和初,上有疾,逾百日稍康复。”(《纪事本末》,卷一百二十七,第2129页)可见徽宗发病更早,历时更长,只是政和元年六、七月份病重而已,这一时期,应该是崇恩太后筹谋“垂帘”的关键时期。

政和元年,徽宗二十九岁,考虑到祖父、父亲及哥哥平均寿命仅有32岁,或有命不久矣的忧虑,此时崇恩太后“有垂帘意”,堪称继哲宗同母弟“蔡王府狱”之后,(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一期)徽宗遭遇的第二次皇权危机,防患于未然,彻底解除崇恩太后威胁,势在必行,“始事觉,上……重曰:‘不幸!’……何执中忽搀(笔者注:或为“谗”,形近而讹)进曰:‘太后左右,愿陛下多置人侍奉。以妇人女子,加之愧惧,万一不虞,则陛下不可负杀嫂名也。’上愕然,因曰:‘不欲即此决之,晚当召卿来议。’晚,果促召辅臣,既入殿,议将废之,而太后已崩。盖为左右所逼,自即帘钩而缢焉。……会其已崩,故掩其事云”。(《备要》,第707-708页)

将“不可负杀嫂名也”与“不欲即此决之”并置,足见徽宗已露杀机,宰臣何执中所言,看似阻止崇恩太后另寻短见,反而可能加速崇恩太后之死,毕竟,“多置人侍奉”,几同逼其自缢。所以,崇恩太后虽非徽宗所杀,确因徽宗而死,问题是崇恩太后仅“有垂帘意”,还是已经付诸行动,若有所行动,她在内朝和外廷的政治同盟又有何人?

宋徽宗“杀嫂”疑云-1

崇恩太后

有宋一代,后妃或曰女主垂帘者多达九人,实属罕见,始作俑者便是崇恩太后口中的“章献明肃”,即真宗刘皇后,天禧四年,真宗久疾,“事多决于后”;真宗崩,仁宗冲龄即位,尊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皇太后)处分”,即垂帘;治平年间,英宗感疾,“请(慈圣光献曹皇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元丰八年,神宗不豫,宣仁圣烈高皇后“权同听政”;元符三年,徽宗请钦圣宪肃向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

崇恩太后的政治野心更大,史称,“后负其才,每曰:‘章献明肃大误矣,何不裹起幞头,出临百官!’”(《备要》,第707-708页)一言以蔽之,她渴望像武则天一样君临天下,不过,章献明肃于真宗为夫妻,慈圣光献于英宗,宣仁圣烈于神宗,钦圣宪肃于徽宗均为母子,崇恩太后却是徽宗嫂子,宋朝崇尚“祖宗之法”,改由嫂子垂帘,并不符合蔡京口中的“故事”,必不为士大夫集团接受。所以,崇恩太后“有垂帘意”,势必假借他人之手,这位他人很可能是徽宗宠妃明达刘皇后(以下称明达皇后)。

明达皇后与崇恩太后之间因为第三人而联系在一起——徽宗另一宠妃明节刘皇后(以下称明节皇后)。“(明节皇后)初事崇恩宫,宫罢,出居宦者何?家。内侍杨戬誉其美,复召入。妃(即明达皇后)以同姓养为女,遂有宠。”(《宋史》,《后妃下》,卷二百四十三,第8466页)崇恩宫罢之后,明节皇后去向存疑,她之所以能再入宫中,并获宠,有赖于明达皇后“以同姓养为女”,将其“复召入”的,极有可能是明达皇后而非徽宗。否则,若徽宗因“内侍杨戬誉其美”,“复召入”,明节皇后不必待明达皇后“以同姓养为女,遂有宠”,因此,真相或是明达皇后先将明节皇后“养为女”,再进献徽宗,而北宋后宫“养女”就是后妃用以进献皇帝,为自己固宠的。(彭康:《编外的后宫:北宋后宫养女》,厦门大学2008年硕士论文)

明达皇后与明节皇后关系还可以从下列事实一窥究竟。政和三年二月辛卯(初九),崇恩太后“暴崩”,(《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第391页)明节皇后出宫当在其后,但“闰四月,(明节皇后)自宫人为才人”。(徐松:《宋会要辑稿》,《后妃一》,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第1版,第六册,第223页)表明此时已有宠,可见明节皇后再入宫,在闰四月前,考虑到崇恩宫罢事涉宫闱禁密,崇恩宫旧人身份敏感,但明达皇后却不顾猜嫌,迫不及待将明节皇后召入,并收为养女,似乎另有隐情,或许在崇恩宫时,明达皇后就已和明节皇后及其背后的崇恩太后往来,因此,崇恩宫罢,便“复召入”。

崇恩太后死于政和三年二月九日,仅半年后,七月庚子(二十二日),明达皇后薨。(《宋史》,卷二十一,《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85年6月第1版,第392页)《宋史》明达皇后传颇简略,含标点在内,仅157字,但涉及其死亡的细节,却很详尽,“先是,妃手植芭蕉于庭曰:‘是物长,吾不及见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经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恻”。(《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后妃下》,第8644页)此细节多达59字,全文1/3多,足见史官的重视程度,其中暗示明达皇后临终前,徽宗似乎避而不见,二人必有嫌隙,而“初以其微疾,不经意”,像在刻意掩饰,真相可能和崇恩太后的图谋有关。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引蔡條《宣和殿记》:

“商英……遂拜左丞,迁中书侍郎。及争进,颇攻鲁公(即蔡京)。一日,上在禁中,偶视贵人之冠钗间垂一小卷文书,戏取开视之,乃细字曰:‘张商英乞除右仆射。’上语贵人:‘汝勿预外廷事。’因密降出示鲁公,上大怒,而贵人方不安位,鲁公亦甚惧,曰:‘此独商英无状耳,恐事干宫禁,不可治。’於是掩之。”(《纪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第2212-2213页)

考《宋史·宰辅表》及《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大观四年二月己丑,张商英加中书侍郎,六月乙亥,自守中书侍郎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终于拜相。大观三年四月明达皇后进贵妃,“宋朝承袭唐朝旧制,设置一名皇后和四名妃子。四名妃子的名称从上而下为贵妃和淑妃、德妃、贤妃”。(朱瑞熙:《宋朝的宫廷制度》,《学术月刊》,1994年第四期)贵妃为诸妃之冠,地位仅次于皇后,前一年,即元符二年九月癸酉,显恭王皇后崩,皇后之位悬置,贵妃仅有三人,另外两位分别是郑氏和王氏,由此,张商英升任中书侍郎之时,正是明达皇后有宠之际,史称“(明达皇后)入宫,即大幸,由才人七迁至贵妃”。(《宋史·后妃下》)此时,明达皇后是角逐皇后宝座的有力人选,或许也是被张商英引为奥援,谋求相位的“贵人”。不过,大观三年六月,蔡京已第二次罢相,与引文稍不符,当然,也有另外可能,蔡條所记为事后追述,时间错漏。

假如张商英与明达皇后交通属实,那么,这一时期正是徽宗内朝和外廷权力之争相互交织,争斗正酣之际。大观二年至政和二年,吴执中、石公弼、张克公相继任御史中丞一职,三人和侍御史毛注先后弹劾蔡京,将蔡京逐出朝廷,吴执中、石公弼、张克公、毛注无一不与张商英暗通款曲。(《宋史》,卷三百四十八、卷三百五十五)于是,大观三年四月,明达皇后进贵妃,六月,蔡京罢相,出居钱塘,七月,谪居峡州的张商英复通议大夫,向接下来的还朝拜相迈出关键一步。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新津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传,被蔡京打入“元祐党籍”,长期废黜,但和崇恩太后渊源颇深。元符二年,崇恩太后被立为皇后,宰相章惇功不可没,为此,章惇不惜伪造向太后手诏,(曾布:《曾公遗录》,卷九,中华书局,2016年3月第1版,第247页)而“张商英亦章惇门下士”,(《拾补》,第685页)“实惇死党”。(《纪事本末》,第2211页)崇宁元年,徽宗欲废元符皇后,幸赖时任尚书右丞张商英等反对,刘氏才保住皇后之位,进而被册为崇恩太后。(《拾补》,中华书局,第714页)对此,张商英都是有贡献的。

另外,“徐知常供元符皇后(即崇恩太后)符水,有验,被宠遇,遂荐范致虚”。(《拾补》,卷二十七,第908页)而“范致虚等八人并坐商英党,落职宫观”。(《拾补》,卷三十,第1017页)由此,范致虚与崇恩太后、张商英均有交集,或许是沟通二者的中间人。

有宋一代,由于“祖宗之法”制约,即便章献明肃刘皇后,为取得垂帘正当性,也只能选择和士大夫群体,尤其是宰辅集团合作。(田志光、梁嘉玲:《北宋真仁之际皇权交接与章献皇后的政治考量——兼论儒家理念对宋代女主预政的双面影响》,《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原本作为局外人的崇恩太后更不例外,而崛起中的张商英一党无疑是其谋求“垂帘”的最佳合作对象。

“帝因人望而相之”。(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5月第1版,第475页)而张商英的所谓“人望”,除了石公弼等代表“公议”的台谏官为其积极延誉之外,想必不乏明达皇后的推波助澜,崇恩太后欲假借明达皇后之手垂帘,而明达皇后也想借重崇恩太后与张商英的关系谋求皇后之位。

总之,大观四年六月,张商英为右相;八月,引邓洵仁为尚书右丞,侯蒙同知枢密院事;第二年三月,再引王襄同知枢密院事,只是当他准备引石公弼为宰执时,遭左相何执中反对而未果。(《拾补》,第988)另一方面,蔡京党羽余深、林摅、薛昂相继被逐,一时间,张商英及其党羽俨然占据宰辅集团半壁江山。

邓洵仁,邓绾长子,四川成都人,其父和张商英是乡党,且同属新党集团,熙宁五年十一月,张商英遭旧党反击,只有邓绾为张商英辩护,以致于“上(指神宗)谓王安石曰:‘商英被劾,绾乃至出涕,言前此未有此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零,中华书局,1992年3月第1版,第2245页)邓绾有恩于张商英,张商英提携其子邓洵仁,将其纳入自己阵营,也在情理之中。

王襄,字幼安,初名宁,徽宗赐名襄,《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有传,王襄和苏轼及幼子苏过都有诗文唱和,过从甚密,张商英和苏轼是乡党,也有诗文唱和,苏洵去世,张商英有《挽老苏先生》,《苏轼诗集》保留了苏轼写给张商英赠诗多达六首,苏轼门人黄庭坚、张耒也和张商英诗文往来,同属张商英党的侍御史毛注族兄毛滂和二苏也颇多诗文唱和,(锐声:《毛滂家世叙略》,《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毛滂也曾在张商英网络之列,张商英心腹幕僚唐庚素有“小东坡”之称,和“苏门”的共同关系或许也是张商英和王襄等人结党的纽带,因此,邓洵仁、王襄、唐庚以及与张商英同属章惇党的范镗均被明确定为张商英党羽。(《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十八罢免上》,《拾补》,第1017页)

侯蒙,字元功,山东高密人,虽无直接史料证明与张商英结党,但侯蒙在政治上倾向于张商英,却有目共睹,“先是,御史中丞蔡薿诋张商英私事甚力,有旨令廷辨。蒙曰:‘商英虽有罪,宰相也;蔡薿虽言官,从臣也。使之廷辨,岂不伤国体乎?’帝以为然”。(《宋史》,《侯蒙传》,卷三百五十一)

当然,徽宗朝后期党争严酷,政治人物往往出入不同阵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大观、政和之际张商英复出、拜相期间,这些人共同结党,而张商英一党崛起,或受益于明达皇后及其背后的崇恩太后,张商英自然要对明达皇后投桃报李,这些都集中体现在徽宗第二次立后之争中。

在外廷,崇恩太后有张商英一党支持,离垂帘之路近在咫尺,而最后一步,便是在内朝将刘贵妃扶上皇后宝座,以便假刘皇后之名,擅行垂帘之实,殊不知同为贵妃的郑氏却捷足先登。

政和元年二月,贵妃郑氏被册为皇后。“后本钦圣殿押班,徽宗为端王,每日朝慈德宫,钦圣命郑、王二押班供侍。及即位,遂以二人赐之”。后来,郑氏、王氏俱有宠,明达皇后继之,三人相继获封贵妃,距皇后宝座皆一步之遥,考虑到刘氏为徽宗生下三位皇子,而郑氏仅育有一子,且早已夭折,刘氏似乎更胜一筹。

显恭王皇后,即钦宗生母,是徽宗第一位皇后,“后性恭俭,郑、王二妃方亢宠,后待之均平。巨阉妄意迎合,诬以闇昧。帝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狱参验,略无一迹,狱止。……大观二年崩,年二十五”。王皇后因郑、王二妃倾轧而早逝,但郑氏想上位,也需外廷大臣襄助,对此,宰相何执中与郑氏族侄、时知枢密院事郑居中不遗余力。

何执中,字伯通,浙江龙泉人,《宋史》(卷三百五十一)有传。徽宗为端王时,何执中侍讲,遂有“帝师”之名,大观三年六月,何执中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何执中拜相之后,便积极拥立郑氏。“大观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宰臣何执中言:‘长秋虚位,宜登崇贤淑,以慰安四海。’”“四年九月十五日,何执中等又以为言”。“十月二日,诏曰:‘贵妃郑氏……可立为皇后”。(《宋会要辑稿》,第六册,第231页)

郑氏联手王氏,除去王皇后,郑氏随即又在宰相何执中及族侄郑居中强力奥援下,乘蔡京党集体出局,张商英羽翼未丰之际,抢先一步,册为皇后,而张商英羽翼丰满之后,恰值徽宗“大病”之期,便转而对立郑皇后一事提出异议,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必欲废郑氏而改立刘氏。

张商英一党咄咄逼人,势必激起何执中和郑居中的警惕,“张商英为相,(何执中)恶其出己上,与郑居中合挤之”。(《拾补》,卷二十八,第958页)“何执中……至是恶商英出己上,与郑居中日夜酝织其短,先使言者论其门下宾客唐庚,窜之惠州。”(《拾补》,卷三十,第1009-1010页)

张商英与何执中两党交争,却为蔡京坐收渔利,乘势东山再起,并第三次拜相创造契机,与此同时,徽宗康复,不满于病重期间,张商英大肆更张,也有易置张商英之念,于是,“时中丞张克公等阿附蔡京,亦揣上(指徽宗)旨向京,数条奏京政事,且劾商英”。

“中宫(指皇后)选立,(张商英)初无建明,阴怀异意”,张克公弹劾张商英奏议中,也有“比中宫建立,阴怀异志”,(《拾补》,卷三十,第1012页)“中宫选立”,“阴怀异意”或指何执中拥立郑氏时,张商英立足未闻,暂时未置可否,内心却另有他图,而“比中宫建立,阴怀异志”,则是郑后既立之后,张商英却图谋废郑氏,立刘氏。

宋徽宗“杀嫂”疑云-2

宋徽宗

一时间,张商英几成众矢之的,原属蔡京一党的“给事中蔡薿亦助克公排之”。(《拾补》,卷三十,第1012页)政和元年六月甲寅,复蔡京为太子少师,八月乙未,蔡京为太子太师,隔一天,丁巳(二十七日),徽宗果断罢免了张商英,距徽宗发布《康复德音》仅一个半月。

九月戊寅,张商英同党王襄罢,再被重用要等到靖康间苏轼拥趸何?当政之后,不久,邓洵仁落职,张商英一党彻底瓦解,其本人也被逐出京师,从此,废弃终生,崇恩太后垂帘梦随之灰飞烟灭,徽宗则幸免于一场未遂的宫廷政变,虽无刀光剑影,但凶险不容小觑。

一旦和张商英交通的事情败露,明达皇后自然“不安于位”,这或许便是遭徽宗冷遇的原因,但大臣交通“中贵”,干谒仕进,可谓无朝无之,本不足深罪,但和崇恩太后联手,图谋“垂帘”的事情败露之后,性质已然不同,事实上已经触及徽宗底线,并由此对崇恩太后动了杀机,而崇恩太后自缢,对明达皇后无疑是雪上加霜,终至于积郁成疾。

政和八年七月庚子,距崇恩太后自缢仅半年,明达皇后薨,之后,徽宗对她大肆追崇反而有欲盖弥彰的嫌疑。宠妃病故,徽宗或有愧悔,于是,“欲踵温成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请,因册赠为后,而以明达谥焉”。(《宋史》,卷二百四十三,第8644页)温成皇后张氏,仁宗宠妃,死后追册为皇后,谥温成。(《宋史》,卷二百四十二,第8622页)

既有“温成故事”在先,徽宗追崇刘氏无可非议,原本不必再使郑皇后出面,假托为养女,徽宗之所以多此一举,或许另有隐情,很可能借以掩饰明达皇后与崇恩太后之间的关系。

“政和三年八月十九日,皇后上表言:‘妾有养女故贵妃刘氏,襁褓而入禁庭,总角而亲宸扆,方幸荣昌之渐,遽为冥漠之游。愿赐讨论,别议追崇之礼。’手诏追册刘氏为皇后”。(《宋会要辑稿》,后妃一,第六册,第232页)“(九月)戊戌,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谥曰明达”。(《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一,第479页)

事实上,明达皇后仅比郑皇后小八岁,(《宋会要辑稿》,后妃一,第223页)果如郑皇后上表中所言“襁褓而入禁庭”,则明达皇后入宫当在哲宗元祐初年,崇恩太后即将成为后宫主人,因此,可以断言明达皇后必然出自崇恩太后门下,甚至崇恩太后极有可能“以同姓养为女”,北宋士大夫之间同姓联宗颇为盛行,想必后宫更甚。

崇恩太后“有垂帘意”,且内朝联手明达皇后,外廷和张商英交通,图谋借徽宗“大病”之际,染指皇权,引发徽宗警觉,一旦康复,便果断出手,迅速罢免张商英及其党羽,但考虑到赵宋皇族的“恐惧症”遗传病史,尤其是徽宗祖父英宗因心理抗压性不足而神经异常,哥哥哲宗也有心理压力过重问题,因此,崇恩太后事件变故对于徽宗心理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杨宇勋:《从政治、异能与世人态度谈宋代精神异常者》,《成大宗教与文化学报》2006年第7期;另见史泠歌:《帝王的健康与政治-宋代皇帝疾病问题研究》,河北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垂帘”事件,虽然有惊无险,但徽宗对于他人可能染指皇权的警惕性却日甚一日,转而进一步独断和集权,“惟欲权出于己”,“政和四年,太上始自揽权纲,不欲付诸臣下”。(《铁围山丛谈》,卷五,第97页)徽宗用以集权的途径和方式,便是臭名昭著的“御笔手诏”。(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政和三年,诏应承受御笔处分无故违限一时者,徒二年,一日加一等,三日以大不恭论。旧制,凡诏令皆中书门下诏而后命学士为之。……事无巨细,皆讬而行焉。有不类上札者,而群下皆不敢言也”。(《备要》,卷二十七,第696-697)徽宗“自揽权纲”及“御笔手诏”,都紧跟事件之后涌现,恐非偶然,或受“垂帘”事件影响。

崇宁年间,蔡京初相,“锐意更张,以为天下后世无以复加”。(《拾补》,卷二十八,第956页)今人津津乐道的安济坊、居养院、漏泽园等社会福利设施、制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分科教育及学校制度等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都出自蔡京第一次执政时期,但政和二年五月,蔡京第三次拜相之后,“宠任既不及旧,御笔一从中出,京亦不知所为”。(楼钥:《楼钥集》,卷二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版,第419页)权臣如蔡京,不过充位而已,而再无作为,继任宰相王黼更被徽宗以“俳优”蓄之,所谓“佞幸”而已。(《宋史》,卷四百七十,《佞幸·王黼传》第13683页)王黼之后,“余深、白时中、李邦彦辈皆鄙夫患失之徒云”。(《备要》,第717页)其中,李邦彦“善讴谑,能蹴鞠”,人称“李浪子”,不过以此取悦徽宗罢了。(《宋史》,卷三百五十二,《李邦彦传》,第11120页)

徽宗独断和集权一发而不可收,“海上之盟”、联金灭辽之际,更以“御笔手诏”亲自指挥前线将士,宰执们对前线战况懵然无知,也将北宋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最终国破家亡,身死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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